国已非当年商鞅变法时的秦国，秦人大多民智已开，也有了思想有了主张，若还是像以前那样强压着让秦人接受苛刻的律法，已经不合时宜了。商鞅提倡的极端的法家之术，也开始被这个时代所排斥了。
所以正如公孙弘所说，秦国不光是要整兵戈出征天下，还需要从体制上进行一场变革，去除弊端，创建新制。商鞅变法已经过去了一百六十年了，很多旧的体制已经不再适合秦国如今的局面。秦国已经作法自毙、自尝恶果，几乎到了亡国的边境，若再不思改变，就算重新统一了天下又能如何，也不过是重蹈始皇帝的旧路。
其实从韩信执掌秦国后，秦国上下的体制已经发现了许多微妙的变化，在朝堂之上，不再是唯法家之术而轻百家之说。像孟坚和公孙弘就并非法家信徒，相反到时对黄老无为之说颇为行赏。
朝臣之中，也有许多是儒生出身，在韩信和当初孟坚的坚持下，秦国朝堂选拔官员都是以能力为首选，而轻出身和学派。在高层的默许之下，诸子百家的学说已经出现在秦国朝堂之上，而不是像以前一样独尊法家、罢黜任何学说。
其中崛起的最为迅速的当为之前一直被法家倾力打压的儒家学术。
先秦时期的儒家学派，并不是后世那种被诸多修改以传承的儒家学说。它只是诸子百家中一种比较重要的学说而已，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主张“德治”、“仁政”，重视伦理关系，其中尤以忠君、重孝、克己为中心。
此时的儒家学说，远远没有到达后世那种妖魔化的病态学说，相反儒家作为百家学说中最为活跃的一派，其思想性远远超出了大多数学派，是有“乱世当法，治世用儒，黄老以修身”之说。
法家所崇尚的霸道，是将整个国家打造成一部恐怖的战争机器，老百姓畏惧律法，平时拼命耕作，战时则举国为兵，以敌人的头颅来换取丰厚的奖赏。这种体制在战国时期具有强大的生存力，以战养战，靠着掠夺不断壮大自己削弱敌人，也让秦国成为了虎狼之国，六国在其咄咄逼人的姿态下战栗不安。但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一旦天下平定，失去了对手的秦国将会陷入茫然之中，唯有拿着北边的匈奴和南边的蛮夷出气，最后将国力白白损耗在永无止境的征战中。
而儒家所提倡的则是王道，士大夫们修身、齐家、治天下，要求上位者实行仁政，臣子们则提高个人修养以向圣人看齐。儒家有一套完整的价值体系，所倡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学说十分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