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统治阶级稳定民心，也非常利于中央集权。这也是儒学为后世统治者推崇自己的原因所在，因为它特有的价值体制确实非有适合统治者长治久安。
但儒学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倡导的是人治和德治，而不是法治。它只是告诉你从道德层面上你应该做什么，但没有告诉你不这么做，会怎么惩罚你。久而久之，必然滋养出一大批的特权阶级，蛀空整个国家。而法家强调重法的精神，贵族平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样才能让所有人都畏惧法律，这样放而能平缓平民对统治阶级的仇视。而且儒家崇尚复古，墨守成规，逆来顺受，久而久之也会腐蚀掉秦人血液中尚武的精神。
所以公孙弘想采用的治国之术，是融合了儒家和法家的精华。秦国以法家之术立国已逾一百六十多年，法制精神已经深入到了每一个秦人的骨子里去了，让他们懂法畏法，这也为公孙弘的变法提供而来强大的基石。
法家务实，所追究的是立竿见影马上就可以见到回报的治国理念，而儒家好虚名，多从精神层面上告诉你应该怎么怎么做，久而久之形成一套完成的道德理念体制。两种学说看似中途，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何能将两家的精髓很好的融合起来，便成了这次变法能否成功的重中之重了。
公孙弘的提议激起了韩信浓厚的兴趣，其实他并不擅长政治治国，更多的时候他是将文治撒手交给别人去治理，他得以专心武事。这不是韩信没有政治头脑的表现，相反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秦国有别于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体制，它崇尚军功，以武立国，政治从来都是为了军队服务的，只有掌握了军队，才能掌握住秦国。没有手握兵权，即使如商鞅、吕不韦那样权倾朝野，一旦被君王所忌，完全可以毫不费力的派军队将你擒拿。
所以韩信很少过问政务，他很聪明的将有限的精力用在了军队上，这也让他在秦国的地位固若金汤，无人可以撼动。
但公孙弘的一番话让他意识到了变法的急迫性了，在秦国几乎崩溃的那段时间里，当初秦国赖以存的法家治国理念也饱受质疑。再加上后来以儒家为代表的诸子门人纷纷涌入秦国朝堂，原本旧的体制更是成了众人攻击的对象，很多秦律上严格的法令在朝堂上却几乎等同于空文，这也让韩信意识到重申律法的重要性。
说到底秦国骨子里必须坚持法制理念，这样才能保持着秦人的血性，才能让后事能不忘兵甲，而不至于“国虽大，忘战必危”。而在表面上也要融合儒家的人文精神，重视礼乐纲常，让每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