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递进，器铭加详。入后更喧宾夺主，乃有专为勒铭而作器之事。《周官·司约》“凡大约剂书于鼎彝”，此专为书约剂而铸器也。证以存世古器则如舀鼎、鬲攸从鼎、格伯簋、散氏盘之类皆是。《墨子·鲁问篇》云：“攻其邻国，杀其民人，取其牛马粟米货财，则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此为记功而铸器也。证以存世古器，则如小盂鼎、宗周钟、大克鼎、兮甲盘之类正举不胜举。凡此乃彝铭之第二阶段进化也。此阶段之彝器与竹帛同科，直古人之书史矣。
古人于文字发明之初或其尚未普及之时，并无专门著书立说之事。文字为宰制者所擅有，非寻常人所能近，能近之者，宰制者自身及其子孙姻娅也，故书说无所致其用。其有事须书，有言须记者，率临时断片为之，所谓或书之竹帛，或镂之金石，或铭之钟鼎，皆此类也。竹集之而成册，帛集之而成卷，日久而典籍以成，故古人之书乃于时辰累进中所自然集成之史也。帛之用不知始于何时，竹则自殷代以来。《书·多士》云：“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卜辞亦有典册字，揆其字形固竹简之汇集也。存世古简出自西北流沙者仅汉、晋物，殷、周古简已不可见，帛固无论矣。古之所谓金石，稍有异于后人。后人称金，指钟鼎盘盂之属，而《墨子》则以钟鼎盘盂列诸金石之外。《鲁问篇》文已如上述，其《兼爱篇下》云：“吾非与之并世同时，亲闻其声，见其色也，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槃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非命篇下》亦云：“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是则古人所谓金乃别有所指，古有所谓金版玉版者殆即古之金石也。秦诏版与秦刻石即金版玉版之遗，而秦以前之物迄未有见，庸尚有淹埋于地而待人发掘者未可知也。金玉竹帛之书版虽不可见，而钟鼎盘盂之典献则优有遗存。以器而言固钟鼎盘盂，以铭而言直可称为《周书》之逸篇。《左氏》昭六年郑人铸《刑书》，士文伯曰“作火以铸刑器”。二十九年晋赵鞅、荀寅“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是则铸于鼎器者，古人亦直称之为书矣。
彼周秦诸子，广义而言，余谓均可称为金石学家。墨子曾通读金石盘盂之书，其言已自明。儒家典籍如《尚书》之周代诸篇及《诗》之《雅》、《颂》，余谓殆亦有琢镂于金石盘盂之文为孔子所辑录者。《尚书·文侯之命》，其文辞与存世《毛公鼎铭》如出一人手笔，而鼎铭尚矞皇过之，则《文侯之命》安知非本器物之铭？《大雅·江汉》之篇与存世《召伯虎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