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在《韩非子》的第一篇《初见秦》，在《战国策·秦策》里面是收为张仪见秦惠文王时的说辞，足见这篇文章的作者在汉时已经就有两种说法。
宋人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引沙随程氏说：“非书有《存韩篇》，故李斯言非终为韩不为秦也。后人误以范雎书厕于其书之间，乃有举韩之论。《通鉴》谓非欲覆宗国，则非也。”举韩之论见《初见秦》，程氏认为范雎书，虽然所引列的根据并不怎么坚实，但总不失为一种新说。
从前的人读书大抵是笃信古书的，凡是黑字印在白纸上的东西似乎都可信，而且要愈古的也就愈见可信。准此，《初见秦篇》的作者在以前的看法大抵是分为两派，不是认为韩非所作，便是认为张仪所作，沙随程氏说是不大为人所注意的。
“五四”以来，读书的方法更加科学化了，对于一种书或一篇作品，假使有可疑的地方，我们晓得用种种方法去考察，在书外求证，在书内求证，总要把它弄得一个水落石出。有时考证所得的结果确是很精确的，读书的方法确是比前人进步了。
关于《初见秦》作者的这个问题，近年来比较有贡献的是容肇祖先生。他有一篇《韩非的著作考》（初载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一集四期，后收入《古史辨》第四册）认为《初见秦》是“纵横或游说家言混入于《韩非子》书中者”。在这时他是倾向于张仪说的，以为“劝秦灭六国，当是张仪之言”，他也引到沙随程氏说而表示怀疑：“以张仪说为范雎书，不知何据？”但他是坚决地反对韩非说的。
其后容氏又写了一篇《“韩非子初见秦篇”考》（初载同上《周刊》五集五十九、六十期合刊，后亦收入《古史辨》第四册），对于这问题，作了更深一层的研讨。他详细地考察了“文章的内容”，约略把这文的时代考出了。因为文中多载秦昭王时事，足以证明绝对不是张仪所作。又据引文中下列一段史实而加以推论，也推翻了韩非作的说法。
赵氏，中央之国也，杂民之所居也。其民轻而难用也。……悉其士民军于长平之下，以争韩上党。大王以诏（《国策》作“诈”）破之，拔武安。当是时也，赵氏上下不相亲也，贵贱不相信也，然则邯郸不守。拔邯郸筦山东河间，引军而去，西攻修武，逾华、绛、上党，代四（《国策》作“三”）十六县，上党七十（《国策》作“十七”）县，不用一领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代、上党不战而毕为秦矣。……然则是赵举。赵举则韩亡，韩亡则荆、魏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