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
我气喘吁吁地打了一个招呼，胸口剧烈起伏着，半天接不上话。
沥川很耐心地等着我的呼吸慢慢变成平稳，目光移到我的额上，皱眉：“出了什么事？你的头出血了。”
“哦？”我抚开流海，摸了摸额头，果然鼓出了一个大包。手上有几滴粘粘的血迹。
“别动，”他说，“我看看。”
薄荷的气息打在我脸上，冰凉的指尖，在我的额头上摸来摸去。我刚刚平静的心又以双倍的速度跳了起来。
“撞哪儿了？”
“撞墙上了。”
他的神情本来很严肃，听了这话，忍不住笑了：“撞墙上？为什么？” 一面说，一面从钱包里掏出一只薄薄的密封小袋，撕开，从里面拿出一团湿湿的棉花，“这个是用来清洁伤口的，会有一点痛。”
“噢！”我叫了一声，他的手一抖，棉花掉在地上。然后，他紧张地看着我：“很痛吗？”
“有一点……”
“那我轻点儿。”他又去掏钱包，拿出第二团棉花，给我擦干净了伤口，又找出一张创可贴，给我贴好。
沥川很会照顾自己，身上总是准备着创可贴。我认识他的时候就是这样。
然后，沥川想弯腰下去拾起掉在地上的棉花，我眼疾手快地替他捡起来，扔到垃圾桶里。
“撞得重不重？要不要看医生？”他细长的手指，继续抚摸我的头顶，试探其它的伤处，好像一位正在受戒的老僧，“别是脑震荡。”
我很想回答说，撞得很重，你陪我看医生。转念一想，才几滴血，夸张了。
“没事。”我理了理头发，歪着脑袋看他：“几时回来的？”
“今天上午。”
沥川看上去比我在瑞士见到他的时候还要瘦，脸上没什么血色。奇怪。一般说来，人的病都是越养越好。沥川住院三个月，什么也不干，天天养病，家里那么有钱，什么营养买不起？怎么还是一日瘦似一日，颧骨越变越高呢。
“一个人回来的？”
“rené也来了。 他最近在写一本关于中国古代建筑的书，要来北京查资料。”
“rené在大学里教书？”
“嗯。”
我们一起在台阶上站着，都不说话，各人想各人的心事。
过了一会儿，我问：“沥川，你没开车来吗？”
“没有。”他说，“我在等我的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