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大半个航空工业系统、国外媒体以及情报机构的目光都集中在歼10原型机首飞的时候，刚刚在航空发动机产业大会上统一了思想和路线的航空动力领域各厂所则悄无声息地开始了一次动员。
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堪称史无前例。
尽管这两件事情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直接的联系，但客观上确实实现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效果。
以至于一直到很久以后，人们才广泛认识到1997年8月对于华夏航发产业来说是多么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
盛京，北陵机场。
“罗老，上次咱们112厂这么热闹，大概还是1956年的时候？”
十一号工程总指挥刘高卓站在一个三层半的小楼阳台上，一边抽着烟一边看着跑道上一架刚刚降落不久正在向停机坪滑行的伊尔76运输机，向旁边一个年龄稍大的老者打趣道。
旁边的罗时大摘掉帽子，轻轻挠了挠头：
“差不多吧，不过当年苏联人也没有这么大的飞机，是用卡车把56式的资料运过来的。”
这时候，112厂副总工程师何明也出现在楼梯下面，一边往上走一边接过话茬：
“这次飞机里面运的也不是资料，罗老，应该是从镐京430厂派过来的技术人员。”
罗时大是华夏第一代飞机制造技术专家，原112厂总工程师、副厂长，参与过从歼5到歼8在内15个型号飞机的修理、仿制、改进改型及自行设计研制工作。
原本他1990年时就已经离休，但十一号工程涉及到天量的苏标俄语技术文件和图纸，别说在其基础上改进，就单单翻译和标准转换工作都是难以想象的繁杂，而且在国家安全形势和合同完成时间的双重压力下，工期极其紧张。
最大的麻烦还是80年代后进入112厂和601所，如今正是基层骨干的工程师和设计人员几乎都学的英语而对俄语一窍不通，而苏霍伊方面派过来的专家理所当然地不懂中文，至于翻译……
翻译不懂技术。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竟然只能由刘高卓和何明这些经历过俄语时代的高级技术和管理人员承担这些本质上并没有太高技术含量的工作。
但他们毕竟分身乏术，事事亲力亲为只能解决一时之急，但绝非长久之计。
最后没办法，只好把一大批已经退休和离休的老前辈重新请出来，负责资料翻译、标准转写，以及和俄方人员的沟通等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