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命之上，谋图一点私利的人，还算高尚一些吧！有时就跟她说个话儿，另一位女同志，是过去的同事，但因为她现在是菜窖负责人，对她说话就要小心一些。因此，总是在这位同志出窖以后，我们才能畅谈。我那时已经无聊到虚无幻灭的地步，但又有时想排遣一下绝望的念头，我请这位女相士，谈谈她的生活和经历。
她说，这是她家祖传，父亲早死，她年幼未得传授，母亲给她请了一位师父，年老昏庸。不久就抗战了，她随母亲、舅舅逃到了衡阳。那时她才十三岁，母亲急于挣钱，叫她到街上去吆喝着找生意，她不愿意去。她恳求母亲，给她一元钱，在一家旅馆里租了一间房，门口贴了一张条子。整整一个上午，没来一个人，我忍着饥饿，焦急地躺在旅馆的床上。到了下午，忽然进来一位，相了一面，给了我三元大洋，从此就出了名。
然后到贵州、桂林、成都，每到一处，在报上登个广告，第二天就门庭若市，一面五元。那时兵荒马乱，多数人背井离乡，都想藉占卜，问问个人平安、家人消息，赶上这么个机会，不发财也得发财，我十八岁的时候，已经积下很多金条了。
她说：“在衡阳，我亏了没到街上去喝卖，那会大减身价，起步不好，一辈子也成不了名。你们作家，不也是这样吗？”
我只好苦笑起来。
我们的谈笑被那位女同志听到了。竟引起她的不满，夜晚回到宿舍，我问杨秀玉：
“你和孙某在菜窖里谈什么？”
“说些闲话。”杨秀玉答。
“说闲话？为什么我一进去，你们就不谈了？有什么背人的事？我看你和他，关系不正常！”
两人吵开了，事情传出，有些人又察觉到什么“新动向”。好在那时主要注意政治动向，对这类事没有深究，也许是不大相信吧：
像我们这些人，平白无辜遭到这种奇异事变，不死去已经算是忍辱苟活，精神和生活的摧残，女的必然断了经，男的也一定失去了性。虽有妙龄少女，横陈于前，尚不能勃然兴起，况与半百老妇，效桑间陌上之乐、谈情说爱于阴暗潮湿之菜窖中乎。不可能也。
有一天，又剩了我们两个人。我实在烦闷极了，说：
“杨秀玉，你给我相个面好吗？”
“好。”她过去揭开菜窖的草帘子，“你站到这里来！”
在从外面透进来一线阳光。她认真地端详着我的面孔，好像从来没有见过我似的。
“你的眉和眼距离太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