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为火德之说，我的想法最近又有了一些改变。汉兴之初，因了丞相张苍的大力鼓吹，以本朝为“水德之始”，因而承接周的火德而王。到后来，又因为有了“黄龙见成纪”的符瑞，从了公孙臣的说法，改作土德。现在我们要问，在水德、土德之前，到底有没有火德的阶段。 汉为火德是和“汉家尧后”一说纠缠不清的。汉之为火德，又与尧之为火德密不可分，互为表里。否则，汉为土德的系统既已成立在先，甚至武帝时封禅改制，全都以此为基础，为何后来偏偏又彻头彻尾来个翻天覆地的大转变呢？“汉家尧后”说发生的年代我们不清楚，但据《汉书·眭弘传》录眭弘所上奏章，有“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则至少到西汉之末，“汉家尧后”已成公认之说。（我虽不主张《汉书》有后人窜入的说法，但班固为东汉明帝时人，其可靠性须分而论之。）“汉家尧后”说的依据来自于《左传》（《潜夫论·志姓氏》则愈复杂），《左传》在西汉时原本不受人重视，经刘歆“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争立于学官之后，方才大显于世。旧说《左传》为刘歆分《国语》所成，义例皆为歆伪造，因而“汉家尧后”说亦出刘歆手笔，照我看来，大约不很可信，说见后。我认为，“汉家尧后”之说大约产生于武帝以后，可能就在昭宣之际。武帝好大喜功，汉家先朝积蓄了六七十年的财产，给他郊祀、求仙，花个一干二净，加之严刑峻法、苛捐杂税，碰到荒年，竟至赤地千里，再有对匈奴的长年战争，人民自然苦不堪言。到昭宣之时，便觉得这个盛极一时的土德之说气数已尽。成帝永始二年，黑龙出现在东莱，谷永认为有人将举兵谋反： 汉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龙，同姓之象也。龙阳德，由小之大，故为王者瑞应。未知同姓有见本朝无继嗣之庆，多危殆之隙，欲因扰乱举兵而起者邪？将动心冀为后者，残贼不仁，若广陵、昌邑之类？（《汉书·谷永传》） 按照三统说（此说见于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汉为黑统，今有黑龙见东莱，正是汉受命的符瑞，本该大加鼓吹，如今谷永却当它作“危亡之事”。董仲舒武帝时仍在，《春秋繁露》即令不全为董一人所作，要之总写于景帝之时（或稍后一点），到武帝时还根据三统说改了太初历，在当时算是颇得意的一件盛事，何以到这时，竟成为篡弑之兆了呢？可见，大家此时对于汉家王朝久已失了信仰，认为汉德已衰，将有新德继之于后，从所不胜，因而“汉为土德”说也跟着不再具有政治的力量，汉朝统治者面对这种情况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最好的办法自然便是挂出尧的招牌。 为什么我说“汉家尧后”的说法不可能产生于汉初呢？汉高祖出身低微，充其量不过沛县的一个小官吏，平日斗鸡走狗，不事产业，说白了就是一个大老粗。其父太公（“老太爷”），其母刘媪（“刘老太太”），名字都没留下来。高祖字季（“老四”），有个哥哥叫“仲”（“老二”），同样是姓字不详。反观夏商周秦，大官显贵，哪个不出名门之后。高祖自卑吗？当然不，以布衣出身而终有天下，正说明受之于天，非人力所能为。《孟子》：“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史记》里，刘邦自己就说：“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见《高祖本纪》）司马迁在《史记·秦楚之际月表》里感慨高祖之得天下：“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脩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锄豪杰，维万世之安。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所谓英雄不怕出身低，高祖得了天下，自然不介意自己身份的低微，其实反倒愈低微愈好呢。 因而，司马迁作《史记》，采了不少《左传》里的材料，他在《吴太伯世家》里说：“余读《春秋》古文（即《左传》）”云云，可以想见。然而《高祖本纪》写刘邦身世，却只说：“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太史公把《左传》读得这样熟，却偏偏漏掉了汉朝开国之君的家系，岂非怪事。何以如此呢？我认为大约有两个原因。其一，武帝时《左传》的本子里还没有关于“汉家尧后”的文字，其二，《左传》里有“汉家尧后”的文字，然而没有人把“刘氏”和汉朝皇帝混而为一。我以为前一说的可能性要大一些。那么，“汉家尧后”的文字出现在《左传》里究竟始于何时呢？旧说以为系刘歆所窜入，在我看来似不必如此。大约到了新莽之时，“汉家尧后”说早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否则王莽篡汉，放出“汉家尧后”的说法，一时之间恐不能服众。然而，如果我们打算弃今文家的说法于不顾，另立新说，那么，我们怎么解释刘歆与《左传》的关系呢？我以为，所谓“引传文以解经”，确从刘歆开始，而《左传》作为先秦古书，虽然不见得与今本内容完全一致，然而就史料价值而言，却十分可靠。（然而说《左传》作于左丘明之类的鬼话，我是不信的。）它之前可能被一些人读过（例如司马迁），但因为一直藏于秘府，见的人理应不多，所以直到刘歆表彰以后，才为世所重。至于后世所传的《左传》传授源流表，我认为全出伪托，在此仅举一事为例，其它另有专文讨论。《汉书·儒林传》：“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大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贾谊传《左传》的事不见于《史记》，说他作了一部《左氏传训诂》，也不见于本传，《艺文志》里也找不到，最奇怪的，贾谊有一部《新书》，虽然文句散乱（可能由后人补缀而成），总算传下来了（关于《新书》真伪容后再辨），其中有伍员“何笼而自投水”、“范蠡负石而蹈五湖”（《耳痹》），《先醒》记虢君事，皆异于《左传》之文，贾谊若传《左传》，何以自相矛盾如此？且按《儒林传》之文，贾谊分明为修《春秋左氏传》的其中一人，然而到了《经典释文》里，又变为“苍传洛阳贾谊”，贾谊成了张苍的弟子，嗟夫，古人诚不知后人之博学至于此也。《左传》的传授既不可信，我们对于“汉家尧后”说的增入出于何人之手笔，就很难确说了。事实上，汉高祖生于民间，建功立业的大臣也尽为屠狗卖繒之辈，文化水平自然不高。高祖厌恶儒生，《史记》上说他“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后来陆贾劝他多读书，也被骂道：“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俱见《郦生陆贾列传》）由此可见，高祖一生不怎么买儒家的帐，尧作为儒家经典里的古圣王，自然不及黄帝、蚩尤来得威风（《高祖本纪》：刘邦称沛公以后，“祠黄帝，祭蚩尤”，我以为此说似可信）。汉兴以来，黄老之学盛行，刘邦要托祖宗的话，好歹也找黄帝吧。到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没有抬出尧帝的门面来，否则《史记》里奈何无一字及之？因而我说“汉家尧后”发生的年代必在昭宣之际。 “汉家尧后”说流行一段时间以后，大约觉得缺乏公信力，需要配合新的学说加以鼓吹，因而董仲舒的“新五德终始说”开始重新受到重视。所谓“新五德终始说”，系将原来的“克”改作了“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五德以生为次，从所由生。另一个变化，则把黄帝一代拉作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大系统。改变的原因，不甚了解。有说认为，主“胜”为革命之说，汉革秦命，故汉初主“胜”。到武帝之后，汉愈来愈不得人心，主张革命无异于自取灭亡，因而有必要改用主“生”的温和学说。此说确否，目前难下结论。另有一说，则认为到了昭宣之际时，人心厌汉，盼望出现新的受命之君，解民倒悬，汉帝国的统治者为了稳固人心，于是造出自家再受命之说。既要再受命，土德、水德显然用不了了，因此只好转而求助于新五德的理论。再有一说，则认为汉初改制，必须照顾到夏、商、周的正朔，不宜和史书中的记载冲突。到武帝时，因为实际的需要，正朔采用了三统说，即太初改历，所谓“行夏之时”便没有了争议，而在董仲舒的书里，五帝转移本用了主“生”之说，现在不妨一并统一，对古史系统来个改头换面的大整理。而我认为，“汉家尧后”说的发生，早于五德的改制，尧后之说既经确立，尧的地位自会提高，不便再与其余四帝混为一谈，因而不得不拉出《春秋繁露》里的五德系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关于五德终始的学说多么混杂，决非一家专有，皇帝取了哪一家，仅仅成其官方说法而已，不碍民间复有他说成立，此说将于后文详细讨论），五帝官天下，传贤不传子，自然不好用主“克”的学说，黄帝以土德王（从他的名号上便不难看出），早被限死了，汉家尧后，又非得同德，“汉为火德”之说的发生大约早于五德系统的改变（为什么呢？下文将有说明），则尧不得不为火德，因而只好放弃旧有系统，转而采用新的学说（我认为在五帝中插入少昊的做法不待刘歆而成立，至少刘向的帝德谱便已如此，说见下）。以上究竟哪一说更加合理，我以为非一二语可决，大约都发挥了作用吧。然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总之，汉用了新法子，具体的年代，应在昭帝以后，可能略晚于“汉家尧后”说发生之时。昭帝崩后，“昌帝”刘贺立，不久霍光废“昌”立宣，理由之一则为“变易节上黄旄以赤”，认为此举“乱汉制度”。可见，到宣帝时，汉为火德的说法仍没有得到正式确立。照顾颉刚的看法，“汉初尚赤”之说应该产生于王莽以新代汉前后，见《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钱穆、杨向奎则持反对意见，参见钱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杨向奎《西汉经学与政治》。最初，我曾支持顾的说法，后来读了钱辨刘歆作伪的文字，转而接受其历史渐变的学说，尽管如此，却无论如何放不下火德晚出的偏见。到后来，沉静了一段时间以后，又慢慢确信汉初尚赤决非虚言。开始作这篇文字的时候，我的观点再次发生了改变，重拾晚出说，以为愈坚，然而写到上文时，忽然又发了疑问，认为两说均难成立，下文即本此。西汉政治最大的难点在哪里呢？我以为就在火德之说发生于何时。《史记》里记高祖事，共有三次说到“赤帝子斩白帝子”的传说，两次分见《高祖本纪》，一次见于《封禅书》：此之谓炎、汉关系之中心。顾颉刚以为此说始于东汉初，为光武帝灭公孙述的伪托。我以为殊不可信。按“赤帝子斩白帝子”，则赤灭白，完全取自五德说的“火克金”。公孙述居西陲，自以为得金德，本没什么大碍。但公孙述好歹并没有取得天下，他的以金德王不过他一家的说法而已，光武帝以《赤伏符》缵前汉的绪，自不会把公孙氏视为正统，要以“火克金”之说服天下人之心，为此造出一段伪史，未免可笑。且西汉末，新五德说大行其道，我们只要看看刘向、歆父子排出的新帝德谱，便可明了，奈何此地又沿用了五德主“克”的旧说呢？“新”—（生）—“成”—（克）—汉，自免不了冲突之讥。况且，早在刘歆之前，就有谷永“彗星土精所生，兵乱作矣”的奏议，火生土，恰为代汉之征，可见此时不仅有了主“生”的学说，即“汉为火德”亦有人说及了。那么“汉初火德”的说法又可靠与否呢？我认为同样靠不住。汉初尚赤的证据，钱穆、杨向奎二人举了不少，要之有以下几条：一、高帝时有“赤帝子斩白帝子”的传说，俱见于《史》、《汉》二书（前只引《史记》），二、《史记·淮阴侯列传》有汉军“人持一赤帜”、“立汉赤帜二千”的记载，此条若属实，可以见得汉未统一天下以前，所谓“汉家尚赤”便为天下人所熟知，三、《史记·封禅书》记文帝郊见雍五畤，“衣皆上赤”，而在此之前，“高祖……（初）立为汉王”时，便“色尚赤”，四、武帝末年，发生了一桩震惊朝野的大案，史称“巫蛊之狱”。《汉书·刘屈氂传》叙及此事，就有“太子持赤节”的记载，五、宣帝即位以前，曾有“变易节上黄旄以赤”的记载。试分别言之。 赤帝子斩白帝子的传说，因为可能涉及到后人作伪，暂且按下不表。汉军作战，持赤帜，钱穆以为系出于五方色帝的观念，与五德终始之说无涉。怎么说呢？秦居西方，高祖举兵南方，按西方属金，尚白，南方属火，故尚赤，刘邦出身本非显贵，自然用了民间流行的五德方位之说，因而产生了赤帝子斩白帝子的神话。杨向奎在《西汉经学与政治》里就力主此说，认为汉初火德。然则，此说合理吗？我以为不能完全成立。始皇采齐人之说，自以为得水之瑞，严刑峻法，暴戾天下。陈涉率先发难，可惜未能建立帝业。高祖发兵攻秦，本受怀王之令（名义上如此），假若此时便有赤帝子之说，那么很抱歉，享受此一头衔的当为怀王，轮不到你沛公（怀王居南方，又有民众基础，称赤帝可谓名正言顺）。假若赤帝之说晚出，则当此之时，沛公已受封汉中王，位居西陲，该作白帝了，何以赤帝为？要说汉王狐假虎威，借自己举兵南方之往事，非居之而后快，怕不能服众人之口，因为当初项羽同在怀王手下跑路，现在封地又在南方，刘邦所以持赤帜，正为了居于正统，然而他的先决条件哪里及得上项羽的一半呢？且刘邦出汉中，朝东发展，本来就打着为“义帝”发丧的旗号，现在自己倒僭称了赤帝，不会贻人口舌吗？再有一条，《史记·高祖本纪》记刘邦立为沛公，“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而衅鼓旗，帜皆赤”。我们不禁要问，刘邦不是自称赤帝子的吗？为何要祠黄帝呢？我认为，所谓“赤帝子斩白帝子”的传说应该发生于汉兴以后，到武帝时已成为一般常识，太史公作史，难免以今度古，所谓“现时观念”（present－mindedness），史家之大忌也。汉人本没有什么历史演变的思想，再加上现时观念作祟，便有了“由所杀蛇白帝子，杀者赤帝子，故上赤”的说法。（我认为祠黄帝一事亦属现时观念的产物，《封禅书》上只说祠蚩尤，祠黄帝理应在土德说确立之后，至于祭蚩尤，大约当时民俗欲举兵则必祭之。）事实上，《史记》里不少地方都受现时观念所支配，比如《封禅书》：“二年，高祖……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所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我们读了，不免觉得一头雾水，高祖固非赤帝子乎，怎么又变了黑帝呢？总之，凡此种种，无法自圆其说，都因为历史层累地构成，新观念出现之时，旧思想或者仍没有消失，两者不自觉地发生融合，本不可能前后一致。太史公以疑传疑，因而在《史记》里留下了很多看似抵牾的说法。前人一时疏忽，有所不察，便以为出于伪窜。 除上一条而外，《封禅书》里又说，刘邦立为汉王以后，“因以十月为岁首，色上赤”。十月岁首，乃为秦朝正朔，居水德，然而服色竟尚（上）赤，实在令人摸不着头脑。不特此也，《历书》里记汉兴之初，高祖“亦自以为获水德之瑞，虽明习历及张苍者，咸以为然”，“故袭秦正朔服色”。分明说出汉为水德了，然而服色竟用的赤！为何会产生这些矛盾呢？我们暂且撇开不说罢。到了文帝时，张苍忽然重又开始鼓吹“汉为水德”的议论，并以“河决金堤”为其符应（见《史记·张丞相列传》）。在我看来，汉为水德的说法是到这时才成立的，否则高皇帝一言既出，何劳张丞相今日费心于此？且高皇帝时，既以秦无黑帝之畤为“获水德之瑞”，何以到这时又出了“河决金堤”的符瑞呢？有人会说：文帝时之所以重倡水德之说，乃是因为有公孙臣上书言土德事。然而张苍既驳之，奈何不搬出高皇帝的架子来压服他呢？我以为，太史公之所以认为高帝时曾行过水德之制，只由于汉初天下纷乱，未遑改制，所以沿用了秦的正朔和服色。事实上，高祖来自民间，文化程度想必不高，像五德终始这样高深的理论自然无须懂得。秦始皇封禅、郊祀，搞得这样隆重，他竟不知秦之所祠何帝，可以想见。到他坐稳了龙椅以后，对自家的德运似乎仍然漠不关心。汉初叔孙通制礼作乐，就决口不及服色正朔之议，高祖也以礼仪以从简为宜，“度吾所能行为之”，五德终始的规矩这么繁复，哪是高祖那样的土包子所可以消受的。高祖乘兵革以除暴秦，对于各类民间传说可谓杂取而博收之，初不必以合于五德之说为要。故而以“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时本以十月为岁首，弗革”（《史记·张丞相列传》），到见识了雍四畤以后，又草率地称了黑帝。到文景之世，汉皇帝仍对五德之说不感觉兴味，文帝初就有贾谊“草具其事仪法”，后来因为皇帝的谦让，绛、灌之属的嫉妒，遂废止了，可见汉初对改德立制之事原本并不重视。到新垣平一案以后，甚至服色也不想改了，于是土德的制度终于没有颁行，汉承秦制，满朝大臣都只得着了黑服，恰与水德之制巧合。也正因如此，司马迁在《史记》里才错误地留下了许多汉初水德的情形。 那么，汉初的宗教思想到底成个什么样呢？钱、杨二氏以为汉初尚火，列举理由如上，以明火德之说非出刘歆以后，我认为自有其可立之点。然而倘要据此推汉论初即为火德，恐言之尚早，不无商榷之余地。事实上，我们在读《史记》的时候，早对汉初思想的纷乱庞杂感到困惑异常。“汉初火德”说要想成立，至少需要先解答我们的一个疑问，即汉初既有火德之说大行其道，为何几十年来独独不为汉人所关注呢？他们争论水德、土德，费了多少口舌，何以偏偏就没有人出来主张火德呢？汉人尚赤的说法，在《史》、《汉》里屡有说及，我自然不以为伪（要说汉军“人持一赤帜”、“立汉赤帜二千”出于伪托，这伪作得未免过于精密）。《史记》里出现土德、水德、火德（存疑）三种说法，我大略可以接受，班固的《汉书》作于东汉以后，汉为火德之说论理早应凝固，且受政治的保护，要作伪的话，本十分容易。孟坚既生于炎汉之世，为什么却没有删去土德、水德的“伪说”呢？写在奏章里的或许删不掉，但记事里面偶有说及，为何不剔而除之呢？我原打算将《史》、《汉》分而观之，现在看来，土德、水德的旧说，既对新汉不利，却仍保存了下来，即从时代论，也只有历史思想的作用，决无现时观念的扰乱，因而十分可信。既然可信，那么，我们又要问，新垣平事后，文帝郊祀五帝，按说服色或应尚黑，或应尚黄（黑较合理，因为新垣平伏诛之后，改服色的事也废止了），奈何竟尚了赤呢？到武帝以后封禅、郊祀，土德之说理应坚不可摧，也容不得半分怀疑了，何以戾太子持节，竟用的红色呢？霍光以“变易节上黄旄以赤”废了汉帝的事，我们暂可不论，因此事发生较晚，当时或已兴了汉为火德之说。然而，我们必须注意，“节上黄旄”是武帝时为了区别戾太子之节而改的（《汉书·刘屈氂传》：“初，汉节纯赤，以太子持赤节，故更为黄旄加上以区别。”），则武帝时，节本为赤，不涉黄旄，而所谓“变易节上黄旄以赤”不过将汉节恢复了原来模样，竟成了霍光手中的一条罪状！最可怪的，到武帝时，经历了大规模的政治封禅、郊祀活动，汉为土德的学说早应根深蒂固、深入人心，而此时汉帝自家的旗节竟为红色。由此可见，炎汉之说不仅发生在汉初、汉末，即使在汉朝中叶土德、水德之说最盛行的时候也仍然位居台前！何蹊跷之至也！就好比汉家拥有两套制度，尚黄、尚黑的同时依然尚赤。怎么解释它呢？汉又到底属于哪一德呢？我以为此说之所以费解，全由于我们抱有一个偏见，即尚赤必然代表了汉为火德。汉为火德是后来的事，此前从未发生过。因而，照我的意见，汉初军旗用赤，并非由于“赤帝子斩白帝子”的神话，反之，因为“赤帝子斩白帝子”的传说晚出，倒显出受汉服尚赤的影响的情形来。此一说要想成立，必先说明汉服尚赤之来源甚早，其说下文再辨，我们暂且回到汉初属德的问题上来。 一如我在上文所说，汉初并没有实行过火德之制。现在，我还要更进一步，说，汉初不仅没有实行过火德之制，就是水德之制也何尝推行过呢？所谓的尚黑、尚赤，正如陈涉剖鱼得书，本没有多少学理上的深刻意义。所以我说，汉初之时对于各类民间传说不过杂取而博收之，本没有打算和五德终始说联系一致。我们读《史记》，大略可以想见那时宗教思想的混杂。到贾谊那里，才因为先前制礼作乐总不关乎五德终始，偏偏贾生又是儒家者流（五德说和儒家的关系之密切在此可不复论），于是提出土德之议，在他看来秦是占据水一德的。后来又有公孙臣，亦倡此说，可惜因为张苍的反对，到底行了水德之制。后来，不知什么缘故，成纪果然出现黄龙，因而公孙臣的意见终于得了采用。不幸又由于新垣平“作乱”（《历书》云，《封禅书》则曰“气神事皆诈也”），恢复了水德。到武帝之时，经过一般儒者的鼓吹，总算又改作了土德。然而，在这整个过程，所谓“汉家威仪”，一直没有摆脱尚赤的影响。《封禅书》上记张苍好律历，推五德之运，以为“汉乃水德之始”，因而“年始冬十月”，而服色却“外黑内赤”！（服虔注以为：“十月阴气在外，故外黑；阳气尚伏在地，故内赤。”听上去倒像《月令》推行后的说法，晚出，不采。）后来文帝郊见雍五畤祠，“衣皆上赤”（如上文，钱、杨一派即据此认为汉初采火德之说）。这最可让我们看出西汉初年宗教思想的混乱。高帝举兵攻秦时，不可能有“赤帝子斩白帝子”的神话，因其师出无名，前文既辨之。等到枪杆子里出了政权，没有了项羽，没有了义帝，再回头编出南方赤帝子的神话，总可以骗到不少人了吧。五方色帝之说渊源甚早，南方的赤帝子斩了北方的白帝子，本不须与五德说产生关系。我们看此时的东方，即有东阳少年组织的苍头军，便可证明（见《史记·项羽本纪》），假若高帝举兵北方，照样可以编出黑帝子斩白帝子的话来。按说，如果汉家尚赤就是由于这个原因的话，到张苍改德之后，总该慢慢转变，从此尚黑、尚黄了吧。然而，我们知道，所谓“炎刘”之说一直历西汉之世而不衰：武帝时太子持节即为明证，按后来《汉书·隽不疑传》：“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黄犊车，建黄旐，衣黄襜褕，著黄冒，诣北阙，自谓卫太子。”太子旗章尚黄，此为昭帝时事，可证武帝时决无行火德之实。最后察明太子是假的：“要（腰）斩东市”，大约便因为没用赤帜。再后来，霍光以“变易节上黄旄以赤”废刘贺，仍可见得汉的土德未衰，仍然用赤。赤帝子斩白帝子本是汉家蛊惑人心的宣传，实为仓猝间造作的神话，高帝自己必不会信，何以竟生出如此大的效用来！因此，我认为汉家尚赤应该有其来源更早、更坚固的原因。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汉初的宗教思想，不觉得它全出于杂凑吗？《史记》上描写高祖容貌，说什么“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关于这七十二黑子，张守节注引《合诚图》曰：“赤帝体为朱鸟，其表龙颜，多黑子”，以为“七十二黑子者，赤帝七十二日之数也。木火土金水各居一方，一岁三百六十日，四方分之，各得九十日，土居中央，并索四季，各十八日，俱成七十二日，故高祖七十二黑子者，应火德七十二日之徵也”。此说虽有晚出附会之嫌，然而对此我们暂时找不出更好的说法，姑从之。可见，在高祖的体貌上，全采尚赤说，又因“十月始至霸上”，便以十月为岁首，服色方面呢，则纯粹沿袭了秦的制度，与五德终始之说有什么关联？所谓符瑞，既然那么对汉人胃口，而高帝又以火德王，太史公作《史记》，何以竟不点明与刘媪交的乃是“赤龙”呢？事实上，后来的《春秋握成图》即云：“刘媪梦赤鸟如龙，戏己，生执嘉”，《诗含神雾》亦云：“赤龙感女媪，刘季兴”。其实，这些纬书在西汉时决不能存在。我们看刘歆的《七录》，《数术略》里无论多么古里古怪的书都有，却偏偏不收图谶。再说，西汉人喜谈灾异、禨祥，图谶之类的东西既那么合口味，何以不大引特引呢？况且，《春秋纬》里说“黑龙生为赤”，孔子生为水德，自不能缵周之绪，只好作了“素王”，“为汉制作”。换言之，秦之前早有了一个“闰水”，刘歆们的帝王世系怕要转不圜了。因而，所谓“谶纬”乃是王莽之时应时代之需而产生的，到光武帝得天下的时候才发扬光大，以至不可收拾。具体说来，西汉末年，王莽靠了刘歆的帮忙，总算坐上了皇帝的龙椅，不料席不暇暖，反莽战争一触即发。刘秀依靠《赤伏符》，兴再受命之说，在当时反莽军团中的身价自然高人一等，他所以能够取得天下，与图谶的作用恐怕不无关系。 上面说到汉兴以后，刘邦杂采各说，拟出一套宗教制度来，而儒生对此自然不会感到满意。因而，到汉文帝时，便有了土德、水德的争论，虽然最后依了土德，然而尚赤不变（原因容后再辨），那么，“汉为火德”之说究竟到什么时候才确立的呢？我以为最早要到成帝以后，大约昭、宣之末，人们对于汉王朝愈发失了信心，土德的地位自然也跟着衰微了，因而就有好事之人，站出来主张改德之事。改什么德呢？水、土都不行，金、木又太无端，不如干脆照了尚红的习俗，改德作赤吧。然而，汉为土德乃祖宗之成法，经武帝的大肆宣传以后早就深入人心，哪可以说改就改，革命并非请客吃饭，总得有人流血牺牲，结果，力主此说的妄人们便纷纷以妖言惑众问了罪。《汉书·李寻传》云： 初，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中垒校尉刘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众，下狱治服，未断病死。 事实上，即使皇家出身的刘贺亦因改易旗帜而被霍光废黜呢。其实，我们以历史的眼光看去，刘贺仅仅将旗帜的颜色恢复了武帝时的原状，竟会罹此横祸，可见对汉王朝的统治者来说，“汉为火德”之说有多么蛊惑人心。然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赤化”的风波并没有就此平息，反而愈演愈烈。大约到了刘向、歆父子的年代，改革终于成了，《汉书·郊祀志》说： 刘向父子以为帝出于震，故包羲氏受木德，其后以母传子，终而复始，自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 《汉纪·高皇帝纪》亦云： 及至刘向父子，乃推五行之运，以子承母，始自伏羲，以迄于汉，宜为火德。其序之也，以为《易经》称“帝出乎震”，故太皞始出于震，为木德，号曰伏羲氏。 硬把功劳拱手献给了刘向父子，就好比我们今天把发明文字的功绩献给仓颉一般。按情理，要使汉为火德，旧的五德终始说便不能用了，该换用主“生”的新五德终始说。主“生”的新五德终始说，我们在董仲舒的书里曾目睹过，现在经了昭、宣时人的鼓吹，总算重放光彩了。那么，具体说来，汉前的帝德谱要怎么排呢？我们有理由认为应该如下： 伏羲（木）—神农（火）—黄帝（土）—少昊（金）—颛顼（水）— 帝喾（木）—尧（火）—舜（土）—夏（金）—商（水）— 周（木）—汉（火） 我并不认为向谱、歆谱里有少昊一代的区别，否则尧、汉即无以同德，“汉家尧后”说只能宣告破产了。事实上，少昊一代本采《吕览》、《淮南》而来（《吕览》的年代似不可信），全不必到刘歆时才来硬凑。《世经》里的闰统不知在刘向的谱里有没有，但汉人目中无“秦”的作法，自有其传统可据，不待闰统之说而后兴。事实上，《郊祀志》里所谓“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早明白说出了汉承周统。今文学家囿于今古文的纷争，必欲视刘歆之谱为伪托，似不尽合理。 汉家改制，本抱了稳定压倒一切的幻想，不料到了王莽之时，竟成了刘歆媚莽的工具，演出一场尧舜禅让的活剧来。结果王莽治国无方，刘秀将兵有术，“新”王朝十四年间就土崩瓦解，天下又回到了刘家手里。刘秀本来自民间，传说有点学问，实际怎样不得而知，《后汉书·光武帝纪》上说他为汉“九世之孙”，“出自景帝”。其实，这就像东汉之末的刘备，打了中山靖王的旗号，乱世之中总可以为自己带来声望，至于实际如何，只要具有割据一方的势力，自然决没有人敢来过问。照《后汉书》的说法，光武帝“性勤于稼穑”，地皇三年时躲在新野卖谷为生，并不愿争天下之神器。后来，带兵打仗，在部将三番五次的劝说下，对作皇帝依然犹犹豫豫，这时，突然出了个《赤伏符》，说什么刘秀当为天子，因此承了上天的明命，心安理得宣布登基。而此时的西方，有个大官，姓公孙，也想当皇帝，发了谶语到中原去，自立为白帝。为什么要自立为白帝呢？这大概是借了五方色帝说里关于西方属金的解释。他引以自重的图谶里有《灵运法》，说“光废昌帝，立子公孙”，他自己姓公孙，以为得了天命。其实，昌帝指刘贺，公孙则为皇孙病已，后来做了孝宣皇帝。然而这里头却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汉书·眭弘传》： 孝昭元凤三年正月，泰山、莱芜山南匈匈有数千人声，民视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三石为足。石立后有白乌数千下集其旁。是时，昌邑有枯社木卧复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树断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虫食树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为“石、柳，皆阴类，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处。今大石自立，僵柳复起，非人力所为，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枯社木复生，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者也。” 其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在于“有白乌数千下集其旁”，当此之时，民间对于汉的属德怎么看待我们无以确知，然而汉家理应视自己为土德吧，所谓“白乌”，乃是金德的符瑞，土生金。然而又没有易姓受命，何以要用金德代了土德呢？我们从后来可以得知，尽管宣帝的确作了皇帝，眭弘之子也因为其父推春秋之意而拜了官，汉仍没有采用金德之说。 我们从这一段里可以推知一个事实，即汉时所谓受命的学说，并非只此一家，决无分店，反而十分混杂。我们记得前面讲高帝的得天下，我主张并不依五德终始立说。大约民间对此说法甚多，高帝出草莽之中，对驺衍的理论并不感冒。到汉帝国立稳脚跟以后，官方对此虽然有了确实的说法，民间或许仍然花样繁多。前面我们不是讨论了赤帝子斩白帝子的传说吗？既然此说来源甚早，何以中间经历了汉的几次改德，到谶纬大肆出炉的时候，仍然有秦为金德的说法呢？如果依光武帝时汉的属德推论，秦早成了闰统，即使秦非闰统吧，按新五德说的排列，炎汉之前也只配有木秦。然而我们看《尚书帝命验》：“有人雄起，戴玉英，履赤矛，祈旦失龠，亡其金虎。东南纷纷注精起，昌光出轸己图之。”郑注曰：“祈读曰晰，白也，谓之秦也。……金虎，兽之长，喻于秦君。……注星之精起，谓刘氏也。”《易纬通卦验》：“庶圣东南，巽气杀白金。帝详而发，乾道失君，上之变一，而五德异节。……赤兑宣体，坎后野十之刃之鱼四射。七九摘亡，名合讨吾，代者起西南，以火为姓。”又：“丘以推秦白精也。”《春秋说题辞》：“秦金精坚，故秦俗亦坚。”《春秋汉含孽》：“刘季握卯金刀，在轸北，字季，天下服。卯在东方，阳所立，仁且明。金在西方，阴所立，义成功。刀居右，字成章，刀系秦。枉矢东流，水神哭祖龙。”《洛书灵准听》：“有人雄起戴玉英，祈旦失亡其金，虎贲东南纷纷注精起，昌光出轸己图之。”何以都分明将秦看作了金德呢？所以我认为，所谓的阴阳家学说自一开始就莫之能一。东汉初的谶纬更复如此。我们看那些反对谶的人摘取了谶里矛盾的地方，质问说谶的人。这事要发生在王莽失败以后、天下归汉以前，还可以说是人人以此张本、自安其说，如公孙氏等，所以闹出许多纷争。然而到明帝时，天下宗汉久矣，哪个不要命的书生竟敢造此异说？可见民间本有不少龃龉难平的谶语，它们为要自圆其说，对历史的解释自亦不会一样。我们只看汉时关于三皇五帝的学说，就有不下六种，这六种自然又各有其历史系统，对于某朝某代属哪一德，本有很多说法，其中一些大约又不以五德终始作其理论基础，天晓得成个怎样混乱的局面。刘向父子在正式确立汉为火德以前，民间便早闹了不知多久。因而他们的整理古史观的工作，不过想从理论上顺水推舟而已，在民间究竟有没有形成影响，为多少人所接受，实在很难说清。莽皇帝本为大学者，又有嘉新公那样的学术权威作后盾，自然可以理出一套成系统的学说来。公孙氏和光武帝都是民间出身，再加上戎马倥偬，想必不会在古史观上多费口舌，我们只须看他们大打笔仗时全凭引谶说事，便可略见一斑。赤帝、白帝，老早的传说，怎么沉寂了一两百年之后又再度浮出水面了呢？要想给出一个回答，我们首先必须明白，刘秀既然鼓吹自己光复汉室，以火德再受命而取天下，必然要强调前汉的赤统，以明刘家承天大命，非人力可以改变。然而，汉为火德的最早依据，恰为高帝斩蛇的传说，对后汉王朝来说，高帝斩蛇的真实性意义重大，因而我们看《后汉书》，可以发现时人都常有说及。尽管崇拜斩蛇的故事，汉为火德经了王莽等人的大力宣传，早不须再议。光武帝的思路其实很简单，他确信汉为赤统改不了，自然不必用五德说重新推演一次：我为赤，则高帝亦必为赤，高帝为赤，依了斩白蛇的传说，则秦帝必为白，白即金德，火克金，可无疑义矣。他全不必问火克金的系统能否容于汉为火德的历史学说里。天下图谶那么多，不合五德说的想来也不会少。他们不像现代人那般精明，非要打破沙锅问到底，他们本不过为自己的得天下寻找“君权神授”的依据罢了。前人讲汉代历史，很少说到阴阳五行，到清代今文家那里，忽然揭出刘歆作伪的把戏，因而自崔觯甫以降，几乎无一不把五德终始的理论当作中心。其实，汉帝国神神鬼鬼的事那么多，哪里可以都用五行来解释。我们看武帝末年的巫蛊一案，可有半分五行的意味？我可以说，汉朝人的五行决不像我们现代头脑里想的那般严密（武帝时的正朔，就是采了三统说而来，他们毫不在意，可见汉人自己也并不想将它弄得十分严密）。如果光武帝非要死心眼地在秦的属德上采取刘向、歆父子所列之谱，则秦就要为闰德了，赤帝子斩不了白帝子，高帝取天下的神话得破产了。同理，我以为公孙氏的称白帝也出于同样原因。“新”只有短短的十几年，比了短命的秦更加不幸。在汉人的眼里，秦固且占不了一德，篡汉的“新”又何以堪？因此，公孙氏并不打以土生金的主意，他的称白帝全因为地偏西隅，他采了五方色帝的传说，要“白帝子斩赤帝子（汉）”，他称帝的时候“新”王朝早经烟消云散，更始帝也不行了。我们看他和光武帝打笔仗引用的谶语，诸如《西狩获麟谶》、《援神契》，无不强调个“西”字。所谓“西太守，乙卯金”，在公孙氏看来，分明要以“西太守”来接替“卯金”（刘）了，哪里有新莽的影子呢？你可能会问，凭什么“乙卯金”指的是前汉呢？光武帝不是也姓刘吗？《后汉书》记公孙氏“妄引谶记，以为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明汉至平帝十二代，历数尽也，一姓不得再受命”，显见他的谶是针对前汉而言，因为前汉历了十二代，所以刘秀不得再受命。光武帝怕他这样一说，乱了人心，立马回了封信驳他，说：“汉家九百二十岁”，气数未绝。（杂见《后汉书·公孙述传》、《华阳国志·公孙述志》）如果白帝意味着土生金，正与光武帝的“火—火”形式的再受命冲突，光武帝说了那么一大堆，何以竟不反驳“以金代土”之说呢？可见，东汉时谶纬的效力实在比五德终始说强了多少。光武帝独乐乐不如与众乐乐，强大家跟着他读（似乎立了学官，一时找不到，日后再补），不读的可能就没有好下场。 最后，再说说汉之所以尚赤的原因，对此，我认为很难解答。我们在《檀弓》里，可以找到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的说法，与《春秋繁露》里的三统说吻合。夏、商、周时有没有三统说？很难说有。那么，三代之所以尚黑、尚白、尚赤，或许由于民俗的关系，总之我们现在解释不了。汉的尚赤，大约同样出于地方的习俗，或者竟为刘家自己的传统。总之，我们看它既如此坚不可摧，即使在土德、水德之世仍没有倒掉，大约可以确信其发生的年代非常之早，且决不脱胎于“赤帝子斩白帝子”之类刘邦本人都不信的骗人把戏。那么，到底是什么值得刘氏家族这样的崇信呢？我试着给出一种猜测：刘邦带兵入关之前（夏七月，入关在夏十月），天空中曾出现一个奇特的天文现象，即所谓的“五星聚于东井”，我们可以在《史》、《汉》二书中反复看到其身影。比如，《史记·高祖本纪》：“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东井，……此高祖受命之符也。”《史记·张耳陈余列传》：“甘公曰：‘汉王之入关，五星聚东井。”（《汉书》同）《史记·天官书》：“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汉书·高帝纪》：“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东井，沛公至霸上。”《汉书·楚元王传》：“汉之入秦，五星聚于东井，得天下之象也。”为什么“五星聚于东井”如此值得汉人注意？《史记》里说：“东井，秦分也，先至必霸。”东井，二十八宿之一，在南方朱雀中居首位。大约当日高帝仰观星象，发现此瑞，因而“欲急入关”，差点宛城都不攻了，幸而有张良及时谏言，才免去腹背受敌的危险。后来果然顺利入关，便自以为得了天命，最后终于有了天下。我们可以在汉代出土文物里发现大量绘有朱雀的画，可算一证。朱雀色红，汉帝尚赤，其间恐怕不无联系。（如果汉人的朱雀崇拜起源很早，则此说必更坚固。） 行文至此，拉拉杂杂有了一万四千来字，总该打住了。我的意思，本打算粗略谈一谈汉初“赤帝子”的传说（我原认为此说伪出呢），谁料写到后面，竟成了一篇“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顾先生的大作，在我自然算作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此外，我仍应感谢钱穆先生，他对顾先生的驳讦，引发了我更深入的思考。关于少昊的来源，我想另写一篇文字，作专门的研究。我想到了的却忘了写出来的应该不少，现在头痛极了，以后想到什么再作补充吧，今天就到此为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