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攻破三峡、杀入重庆，他紧张到当着美国人的面，对汇报军情人员发脾气的程度。
史迪威在日记中是如此记述的：“在宜昌事件（即日军进攻石牌）中一片惊慌，他极为紧张，甚至将茶壶和花瓶摔到来访者身上。”
而让史迪威最无语且愤怒的是，远征军第二次入缅作战这么重大的事情，常凯申没有跟任何军政部要员商量。史迪威找军政部长何应钦开会讨论作战计划，何应钦表示一无所知，气得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显然，如果何（应钦）不知道，军政部里是没人知道了。那么，花生米同谁协商呢？同厨师，也许，或者是他的伙伴，上帝！这高于一切，这个自大的小东西（指老蒋）将决定几个国家的命运这个伟大的独裁者，他让他的部队忍饥挨饿，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他以为他是主的化身，实际上他是个顽固的小蠢驴。”
常凯申是很难被人说服的，他在没有任何证据是轻易下结论，且不可更改。他在面对好消息和坏消息的同时，必然坚信好消息，即便所有线索都证明坏消息才是真实的，他依旧相信好消息。
对于这一点，史迪威同样深有感触。
在远征军作战问题上，常凯申的很多做法让史迪威匪夷所思，他只能请求宋霭龄和宋美龄去帮忙劝说：“花生米越来越不像是个独裁者，倒更像是个政治上的骑墙派。他除了树立个人声誉之外，没有什么权力，他的家人更了解这一点花生米要比我所想的更加反复无常和怪诞。梅（宋美龄）总是说，他很难把握，他得出结论时不太考虑证据她们（负责劝说的宋氏姐妹）已近乎精神崩溃，不能入睡。梅（宋美龄）说昨天夜里她祈求了他。梅对我说，她做了一切努力，就差杀了他。埃拉（宋霭龄）说，他在烦的时候就装出一副高贵的样子。”
所以周赫煊的任何建议，在老蒋那里都是无效的。
连宋美龄和宋霭龄都无法说服，更何况周赫煊了。别看在小事上，老蒋处处顺着宋美龄，遇到大事他半点都不会让步。
史迪威第n次离开重庆之前，特地来了周公馆一趟。他在周赫煊面前大吐苦水，抱怨一通道，“周，我已经快被你们的领袖逼疯了。他的所有军事命令，都不跟中国军政部商量，而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讨论。上帝啊，难道他的办公室助理们，会比军政部的将军、参谋更了解战争？真是荒唐透顶，美国和英国的命运，居然就可能掌握在这个傻瓜手里！”
周赫煊笑呵呵说：“那不是他的办公室，而是侍从室，我们的蒋先生很复古的。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