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4月18日，这是于佩琛给周赫煊做秘书的第一天。
大清早，于佩琛来到《大公报》报馆，将《大公报》、《大众》副刊和《非攻》杂志的部分稿件进行汇总整理，这些稿件都需要周赫煊亲自过问。其实也没那么重要，只是稿件内容相对敏感，需要周赫煊签名同意而已。
许多时候周赫煊不在天津，胡政之便自己做主了，天津这边的《大公报》事务基本上都由胡政之负责。至于张季鸾，早就把工作重心放到了上海，与胡政之一南一北互相配合。
需要周赫煊过问的稿件并不多，反倒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数量壮观。有读者来信，有学者来信，有机关和私人的邀请函，甚至还有女性粉丝的求爱信。
特别是那些读者来信，已经堆积了几个月没处理，足足装了两个麻袋。
于佩琛拿起电话拨往周赫煊家里，说道：“周先生，那些积压的信件如何处理？”
“你自己看着办。”周赫煊简单回复道。
“那好吧。”于佩琛感觉周赫煊有点不靠谱，怎么能这样敷衍忠实读者呢？
挂掉电话之后，于佩琛首先将这两天的学者来信，以及邀请函单独放在一边，这些需要送给周赫煊亲自拆阅。
接下来就是读者来信了，于佩琛拆开一封认真阅读起来。
这封信是从湖北寄来的，寄信时间为1933年11月3日，前边大段大段的内容都是些仰慕言辞。在信件的最后，那位学生说自己快大学毕业了，父母逼他跟一个只见过三次面的女人结婚，然后进入自家的工厂担任襄理（副经理）。但他有自己喜欢的姑娘，他要追求自由的爱情，还想出国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经过他的反复抗争，父母答应送他出国留学，但前提是要先跟世交的女儿完婚，否则就不提供留学费用，他问周赫煊该如何抉择。
如此信件在周赫煊看来，根本没有回信的必要，他又不是专门解决生活问题的知心姐姐。
不过于佩琛却认为必须回信，因为这关系到一个年轻人的未来，她立即提笔写道：
“刘同学你好，我是周先生的秘书于佩琛。非常高兴收到你的来信，也很感谢你对周先生的支持，由于周先生日常事务繁忙，所以由我来给你回信。年轻人应该志向高远，为自己树立远大的目标，并为了这个目标而不懈奋斗。我无意于讨论你的家事，因为这种事情应该由本人自己来选择。但你要记住，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值此国难当头之际，大好男儿应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