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张学良丢掉东北让人失望，那常凯申在热河之战的表现则令人愤怒。
前线战事打得一塌糊涂了，常凯申才碍于舆论压力，假模假样的派三个师的中央军到长城抗日。而这些中央军就像是来打酱油的，对抵御日寇不积极，反而热衷于监视和威逼友军。
或许，没有这三个师的中央军碍手碍脚，长城抗战会打得更加顺利。
就在前段时间，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关东军正式签订《塘沽协定》。内容概括来说，就是变相承认日本对东北四省的占领，并且划绥东、察北和冀东为自由区域，日军可以随时出入通行，整个华北都向日寇敞开了大门。
由于《塘沽协定》的内容实在太离谱，以至于南京政府都不敢公开，但部分条款仍旧被报纸披露出来。
特别是第四条：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
这一条款，相当于宣布华北所有抗日武装都是非法的，至少是南京政府绝对不会支持的。
连国党内部的许多人都看不下去了，南京国防会议直接认定《塘沽协定》“违法擅权”，不承认这个协定的合法性。铁骨铮铮的汪兆铭先生站出来，表示自己愿意“承担责任”，坚决推进《塘沽协定》的执行。
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大肆压制国内反日情绪，禁止举行公开的民间抗日活动，禁止正规报刊宣传抗战思想。
《非攻》显然违背了南京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精神，若非主办者是周赫煊，估计在发行第二期时就已经被封禁。
戴笠穿着一身西装，梳着大背头，人模狗样地走进三乐堂，抱拳笑道：“明公，久仰大名！春风冒昧来访，还请海涵。”
“明公”属于最高级别的尊称，就像很多人称呼张学良为“汉公”一样。
周赫煊打着哈哈，大笑道：“当不起戴处长的抬举，惶恐，哈哈，不胜惶恐。”
“哪里，哪里，”戴笠笑道，“周先生名扬海外，大涨我国人威风，鄙人早就想要来当面请教了。”
周赫煊说：“戴处长辛苦了，请坐吧。”
戴笠东拉西扯一大堆，说了好天半废话，突然提起常凯申道：“明公，委员长得知我要来天津，托我给你带句话。”
周赫煊道：“戴处长请讲。”
戴笠半眯着眼笑道：“委员长说，他非常欣赏你的理论分析文章，《非攻》这本杂志办得不错。”
“委员长谬赞了。”周赫煊乐呵呵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