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解试水很深。
而朝廷一直也在探索如何公正地从地方选拔士子。
一开始朝廷让州郡长吏监督解试，但治理地方的州郡长吏很容易与地方豪强勾结，左右解试的结果。
所以朝廷也郁闷，有朝廷官员就批评说。
有的地方通过解试五次六次的考生，到京参加省试却连连落榜。他还以为其中有什么问题，结果他一看那些考生文章，那才叫写得稀烂，就算瞎几把乱写也不至于如此。
这样的废材是如何连续五次六次通过解试来到朝廷参加省试的？他希望地方官员能‘塞滥进之门，开与能之路’。
针对此举朝廷下文，一旦察觉‘诸科十否’，‘进士纰缪’的考生，一律规定不许再参加考试，同时严究发解官的罪责。
同时让监司监督州郡解试。
此举使得解试稍稍公平了些，但只是稍稍。
真宗时名臣陆轸曾干过这样事，解试完毕，名次都排好了。
陆轸跑到考试地方，一张一张卷子的翻开还口称道：“为何不见项长堂的卷子？”
结果陆轸发现人家落榜了，并不在录取名单中。陆轸当即将项长堂的名次提为第一，将最后一名罢落。当时宋朝官员听说此事后，都觉得这操作没什么问题，还称赞陆轸是以‘文行取士’。
确实在宋朝其实也不能说此举错了。
宋朝士大夫还有推崇乡里选举的遗风，这规矩往前追溯至九品中正制。都是通过人来选拔人才，而不是考试的方式。
因为儒家推崇是人治，讲究是贤人选拔贤人的方式，但科举考试等于划定一个标准，这是法家的法子，文章写得好的就一定是好官吗？开好车的就是一定是好人吗？
但这样的结果只能导致‘考生多采虚誉，请托试官，本州只荐旧人，新人百不取一’。
这与宋朝的国策是‘强干弱枝’不符合，强干弱枝就是将权力从地方收归中央。
其中最关键的是财权，兵权，还有人才选拔权。
从地方中选能士，而不是官员眼底的贤士。推崇乡里选举一套，只能是重蹈九品中正制的覆辙‘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所以宋朝在之后解试改革中全面推行糊名，誊录之制，并且从其他州县调官员监考解试。
嘉祐七年时，京兆府解试，就是调在凤翔府的章惇与商州的苏轼到当地监考，二人也是因此有了正式的交往，并结下一生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