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怀疑，殷、周两代是共同包含在青铜器时代里面的。
但值得奇异的是，现存殷彝及殷虚出土的铜器，由其花纹形式及品质而言，冶铸的技术已极端高度化，而可以证明为殷以前的作为前驱时代的器皿却一个也不曾发现。宋人书中有所谓“夏器”，今已证明有的是伪器，有的只是春秋末年的越器。殷以前之物应该有而却未能发见或证明，实在是古代研究上的一个重大的悬案。在这儿可能有两种推测：一种是还埋藏在黄河流域的土里未被发现，另一种是青铜或铜的冶铸技术系由别的区域输入黄河流域的，而原产地尚未发现。在我认为第二种的推测可能性更大。青铜器出土地自来偏在于黄河流域，由南方出土者甚少，如黄河流域为原产地，不应于将近万件的遗器中竟无一件足以证明为前驱时代之物。而中国南方，江淮流域下游，在古时是认为青铜的名产地。《考工记》云“吴、越之金锡”，李斯《谏逐客书》云“江南之金锡”，都是证据。金锡的合金即是青铜。在春秋、战国时江南吴、越既为青铜名产地，则其冶铸之术必渊源甚古。殷代末年与江淮流域的东南夷时常发生战事，或者即在当时将冶铸技术输入了北方。当时北方陶器已很进步，殷虚所出的白陶，其花纹形制与青铜器无甚悬异，以青铜而代陶土，故能一跃而有高级的青铜器产出。我这自然只是一种推测，要待将来的地下发掘来证明。将来有组织的科学发掘普遍而彻底地进行时，青铜器时代的上界必然有被阐明的一天的。
殷代铜器传世不多，且容易识别，在铜器本身及作为史料的研究上没有多么大的难题。而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周代铜器，虽然容易认为周代之物，但周代年限太长，前后绵亘八百年，在这儿仅仅以“周器”统括之，实在是一个莫大的浑沌。因而周器的断代研究便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时代性没有分划清白，铜器本身的进展无从探索，更进一步的作为史料的利用尤其是不可能。就这样，器物愈多便愈感觉着浑沌，而除作为古玩之外，无益于历史科学的研讨，也愈感觉着可惜。
以前的学者也每每注意到时代的考定上来，但方法不甚缜密，所考定出的年代相差甚远。例如有名的《毛公鼎》，就仅因为作器者为毛公，遂被认为文王的儿子毛叔，于是便被定为周初之器。其实这器铭的文体和《尚书·文侯之命》相近，决不会是周初的东西。经我考定，它是宣王时代的作品。这一相差也就有三百年左右。彝铭中多年月日的记载，学者们又爱用后来的历法所制定的长历以事套合，那等于是用着另一种尺度任意地作机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