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离开张府不久，街角转出几个戴着檐帽神色诡秘之人，在相互看了一眼之后，各自朝着不同方向飞快离开。
与此同时，张府对面的一间宅子里，主人亦合上虚掩的门缝，对身后人吩咐几句，对方躬身领命，不多久就从后门离开，骑马离去。
很快，李清带着桌椅作为礼物拜访张九龄的消息就在长安城里小范围的传开了。
李清当然知道自己的行踪会被人盯着，除了皇帝之外可能还有其他一些人，不过这些事情他都不是很在意，在策马疾行了两坊之地后，逐渐放慢马速，骑在马上开始琢磨起修书这件事。
唐朝以前的历朝历代都没做过这件事，往后也得等好几百年，一直到明朝才由官方组织了第一次大规模修书，这就是著名的《永乐大典》，然后才是清朝的《四库全书》。
其实在封建王朝修书这件事，对于李清这样的穿越者而言其实挺矛盾的，因为实在不好说这到底是对古籍的保护还是摧残。
在古代可没有“博纳百家，兼容并蓄”的说法，修书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意识形态强化、排挤那些不利于皇帝统治的异端杂说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修书和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无本质区别，只不过是手段更温和一点罢了。
当然换个角度，从后世考古考据学的角度，修书至少可以保证绝大部分符合此时主流意识形态的书籍能够有机会保存下来，让后世人看到。
就拿《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来说，后世人大多捧《永乐大典》而贬低《四库全书》，这其实是把厌恶清朝的主观情绪代入到其中，《四库全书》确实大兴文禁，导致很多古籍失传，但客观的说它对于后世研究历史的价值要比《永乐大典》高，不止是因为《四库全书》最后完整的保存了下来，更因为《四库全书》是整本收录而《永乐大典》大部分都是摘抄，虽然《永乐大典》编撰时候没有像《四库全书》那样大搞文字狱，但是首先“摘”这个字就说明它是有选择有倾向的收录，大部分收录的书籍都不是完整的，这对古籍何尝又不是一种破坏？
好在相比起明清，唐朝在文化管制这块应该说是历朝历代最宽松的，唐诗里那么多讽刺权贵，同情贫苦人民的诗歌、文章都没有被统治阶级“河蟹”掉，反而是最受读书人推崇的宋朝，文学发展确实是达到了一个高峰，但是批判性明显不如唐朝时候。
至于文化自信那就更不要说了，宋朝一个从建立到灭亡从来都没有实现过国家大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