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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秦凤、永兴军两路，本是贫瘠荒凉之地，两路总计户籍不到十二万户，百姓亦不足百万众；正常的时候，除了原住此地的百姓之外，便只有朝廷派驻的兵马和商贾前往。
人口又少，产出自给尚且不足，年年干旱年年饥荒，实际上已经成为大宋重点的救济对象；说句难听的话，若非这两路在战略上是无险可守的汴梁城的唯一屏障，若非怕背负祖宗江山被侵占的骂名，朝中早有人提出要放弃这鸟不拉屎的地方的。
但自宝元元年党项人李元昊脱宋自立，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建国号“大夏”之后，秦风、永兴军两路忽然变的热闹非凡。宋仁宗宝元元年，自立为大夏皇帝的李元昊写信通知大宋朝廷，希望他们承认这一事实，立即引起了大宋朝廷的极大愤慨，赵祯于当年六月下诏削去元昊官爵，并悬赏捉拿。
从此之后，长达宋夏战争全面爆发；于是乎兵马云集，城寨蜂起，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里，沿着边塞一线竟然建了兵寨数十座，边陲驻军也从原先的五万余人逐渐增加至近十五万人，在这片土地上，有人立下赫赫战功扬名立万，有人败走麦城身败名裂，更多普通的百姓和士兵丧命于此，将一腔热血洒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
总体而言，三年多的战事中大宋吃亏的次数多，小的败绩且不论，光是宝元二年和康定二年的三川口和好水川之战中，宋国便吃了大亏。两次大战，西北军将士死伤人数超过十万，将领阵亡近一百五十余人，可谓奇耻大辱。
但军队的阵亡还不是主要的损失，真正的损失是被西贼捋掠的人丁，毁损的城寨和抢夺的货物，军队的损失和民间比起来简直小巫见大巫，光是庆历元年一年时间，两路为西贼捋掠的百姓人丁便足有三万人，牛羊牲口数十万头。
战争的直接受害者便是百姓，本已经生计艰难的百姓们无奈的放弃了土地，朝廷为了防止边民流入内地作乱，下了严令禁止百姓回撤，同时下令当地百姓就地转为民夫劳役，为军队筑城修寨铺路搭桥；此举虽不人道，但起码让百姓们能从劳役中获得酬劳，勉强可以维持生计。
进入庆历二年之后，范仲淹和韩琦两人的提议得到朝廷的首肯，一改以往硬碰硬的战斗策略，改为坚壁清野防守反击之策，加固城墙堡垒多设远攻武器，拒不与西贼之兵大规模会战，这才将形势稍微缓解。
李元昊数次派兵骚扰，但凡村庄之处均为空屋**，所有的百姓均携带财物躲入各个城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