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好不容易我们凭借自己的力量，总算把出口的目标又转向了约旦、索马里、斯里兰卡、沙特阿拉伯等国，时间又到了1966年。
(此处文章有删减)
此后，行业内又开始进行压缩整合，导致大批工人改产、转产。
工人们放弃原有岗位，最多的去向，就是到电子器件厂。
这种恶劣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初期。
京城工艺美术行业才得以久旱逢甘雨，重新又受到重视，开始肩负创汇任务恢复出口生产。
但许多行业和厂家已经造成了严重人才流失，甚至出现了“人亡艺绝”的现象，实在难以再恢复如初了。
就比如“蜻蜓贾”的玉蜻蜓已经失传。
再比如象牙雕刻的“笔洗”和景泰蓝业的“海棠瓶”，也几乎没有人会做了。
但这还不算什么。
最最关键的是，在工艺美术行业各自凭着手工技艺，承担着与现代化工业工厂相同的税负时。
由于工艺品出口体制的垄断性，生产厂家不准自行销售产品，还导致工贸双方的矛盾十分严重。
负责购销的外贸单位，为多创上交利润，居然死命的卡供货单位的脖子，给价给得实在太低。
比如说京城工艺美术工厂于1972 年生产的多种原料、多种工艺相结合产品《神鹿宝车樽》。厂方定价一万一千元，但外贸收购只开价六千元。
后多次进行洽谈，厂方要求至少给八千元。
价格还没议定就送至花城出口产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
最终实售两万七千元，外贸这才开收购单。
这还像话嘛！
所以就因为这种讨价还价互相扯皮现象非常严重，才造成厂家对同一件高档产品，不得不定出两个价格标准。
但即便这样，企业往往连最低价格也达不到。
如1973 年春季广交会景泰蓝的《万花罐》、《梅花罐》。
厂家按成本加适当利润定价每对三百元，而外贸只肯给二百元。
当即就造成新开发的产品“即开即赔”。
而外贸却在交易会上标价每对六百元，顺利卖给了外商，得到了大批量的订货。
想想看吧，这种购销模式下，又怎么能让工艺美术品行业获得发展所需的资金呢？
甚至外贸为了省事儿，他们还拒收传统题材的作品。
弄得许多工厂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