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一事不放。一点也不体谅现在国事多艰，没有一点公忠体国的意思。“
面对崇祯的这一番话，王承恩知道自己不能再用“皇爷圣明”一类的话语应付过去，必须说点什么了。他虽然出身贫苦（不然也不会做太监），并非经历科举的士人，但他也并非不是那种自小就承担杂役的低等太监。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对宦官干政十分警惕，不许太监干政甚至识字，但其后成祖在其夺位的过程中太监为其出力甚多，因此从成祖开始宦官在明代中枢政治里的地位就提高了许多，其后到了宣宗时期在明宫廷里甚至开办了小学堂，由翰林院中的年轻翰林为专门挑选出来的幼年宦官讲学，为司礼监等内廷部门培养所需要的人才，王承恩便是这些精英中的一员。受过的教育和经历让王承恩有比崇祯皇帝对明末政治有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他很清楚眼前的朋党政治是造成明末这种政事混乱，朝廷软弱无力的真正原因，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嘉靖、万历、天启几任天子对朝政放任不管、甚至有意促成的必然结果；而他所受的教育也让这位宦官在文化上有一种士大夫的自觉，毕竟他虽然是一名公公，但所受的教育，所结交的人却和一个士大夫阶层的精英没有任何区别，唯一不同的是他当官不需要科举。因此无论是从事实还是从个人的主观感情王承恩都不愿意附和崇祯皇帝对外廷的指责，但身为天子家奴的他又不可能直言相抗。因此他稍一犹豫，便笑道：“皇爷所言自然圣明，不过小人前几日在家中听下人说了一桩顺天府的案子，倒是有趣的很。”
“哦？说来听听？”
“老奴遵旨！”王承恩做了一揖，便笑着说道：“这案子是这么回事，一家商户主人突然得急病死了，留下一笔家私来，两个儿子争产，把棺材都落在家里，就告道堂上来了，兄长说弟弟不孝悌，弟弟说兄长不友恭，实在是难看的很。堂上主人打官司，堂下两个儿子的媳妇家亲属也扭做了一团，看热闹的人多的将顺天府门口的那条街都堵的差不多了——”
“那顺天府尹居然也不管管，当真是无能之极！“崇祯不由得瞪大了眼睛：”父死未葬，便兄弟争产，两个人都是不孝，先申斥一番再说，然后让他们先回去把丧事办好了，再说家产的事情。“
“皇爷说的是！“王承恩竖起了大拇指，笑道：”其实这国就是家，家就是国。大臣之间争吵不休也是寻常，只要他们把差事办好了就是。再说了，若是没有敌党，朝堂上只有一个声音，如张江陵张先生那般，恐怕对阁里那几位老先生也不是什么好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