沥川回到昆明的第二周就收到几个从瑞士寄来的巨大包裹：他的轮椅、常用药品和衣物。然后几乎每隔一两周我们就得跑一趟邮局，寄来之物包括餐具、文具、床单、和巧克力。沥川的奶奶甚至寄来了一个沥川常用的单人沙发。我们不断地在工作人员好奇的眼光中将各种形状的包裹领回来，东西堆满了各个角落，轮椅在拆包的第一天就直接塞进了床底。
以前工作时，因为经常开会、谈判和见客户，沥川一天八小时都会戴假肢。对于高位截肢的人来说，这是件极不舒适且需要毅力的事。他的身体会大量出汗，若不小摔倒，还会有骨折的危险。几次病重之后，他身上手术过的部位肌肤更加脆弱，使用假肢的时间受到极大限制，近两年他已被迫改用双拐行走。
但是，只要还能站起来，沥川绝对不用轮椅。他说轮椅让他看上去很像个残疾人。
听见这话我窘掉了。
沥川纠正说，他是残疾，但他不想看上去很残疾。
我继续窘。
沥川说虽然这么多年他早已接受了自己的样子，也知道有些事不方便去做，但他不喜欢看见人家用对待残疾人的态度来对待他。具体来说，他不喜欢被人特别关注或照顾。哪怕是口风里不自觉地露出来也会让他不自在。
他只想做个很普通的人，只想让大家以平常心来对待他。
而我，谢小秋，在这方面是个坏典型。
回来后的第三天，他水土不服发过一次高烧，我送他去医院，紧张得就好像世界末日。沥川打了一剂退烧针就回家了，死活不肯住院。他不敢在医院里呆太久，怕我会崩溃。
我说我神经没那么脆弱，他还是花了一晚上的时间安慰我。告诉我他的病情好转了很多，目前没有恶化的迹象，让我尽管放心。
接着他又详细地向我解释了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名词，还把常用的药拿出来给我看。
尽管如此，我还是度过了两个不眠之夜。
我怕沥川死在我怀里。比他活着离开还要怕。
从那天起，沥川开始叫我honey.
我们打开的第二个包裹里装满了沥川的衣物。整套的西装、领带、衬衣、t恤、牛仔裤、鞋子、内衣……袜子。我猜想，可能是霁川和rene将沥川的衣柜倒了个儿，里面有什么东西也不细看，一股脑地都塞进这个足有小型冰箱那么大的纸盒里。
衣物全部掏出来，堆了满满一床。
“沥川，”我叹气：“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