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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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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工作的开源翻译社在一个商住楼的第二层。一共有十个正式员工，其余全是临时合同制。我的工资只有在北京时的一半，据说，在昆明还算是高的。我在单位附近的一个小区租了一套公寓。一室一厅，挺大，房租不算太便宜，也不算太贵。
沥川回瑞士后，我决定把对他的爱心转移到支持祖国的残疾人和癌症病人的事业上。每月一发工资，我捐五百块给残疾人基金会，五百块给癌症基金会，完全匿名。所以虽然我算是高收入，我的生活远离奢侈，过得马马虎虎。翻译社的福利远远不能与九通或者cgp相比，工作的强度却不相上下。中午没有免费的午餐。我有时吃盒饭，有时吃方便面，很少去餐馆，尽量节省。
大约是方便面吃太多了，加上工作忙碌、生活无规律，我的胃大出血过一次，住了十二天的医院。小冬在医学院读博士，闻讯回来看我，照顾了我五天，被我赶回了广东。
我信守诺言，从没主动给沥川打过电话。 沥川倒是偶尔会打电话给我，有时候是email，基本上两三个月一次吧。过生日，他会寄巧克力饼干。逢年过节也会专程来电问候。总之，大家还是朋友。
他不大谈自己的情况，大约时好时坏。
去瑞士后的第二年，沥川终于找到了合适的配型，便立即去美国做了骨髓移植。结果弄出了一大堆并发症，有整整七个月没来电话。后来我问他情况如何，他说好些了，但不是很稳定。病了那么久，他已变得不怎么相信自己的身体。再好的时候都会突然坏下来。除了配合治疗，也不能指望太多。
沥川就像我手中的一个汽球，哪怕已飞到云端，哪怕已远得看不清颜色，轻轻一拽，还在那里。我和他之间，可以变得很冷，也可以变得很热，也可以变得不冷不热，但那一根线，永远也扯不断。
偶尔他也会老调重弹：“你呢？move on了没有？有没有新的男朋友？”
我轻描淡写地把问题挡回去：“既然答应了你move on，自然会信守诺言啦。你问那么多干什么？我才不会告诉你，给你快感呢。”
爱这样一个人，爱了十年。自己的心，被推下悬崖两次。只想后半生平平静静，“爱”这个字，再也不要提了。
单身挺好。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这一年的生日我是在医院里度过的。小冬给我买了一个大蛋糕，我们吃了一小半，剩下的与病友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