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的官员们没几个知道工巧研究院的存在，所以也不知道刘备到底是怎么弄出来那么精巧的技术，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对此感到震惊。
并且他们之中的聪明人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个技术的出现会给大汉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总而言之，就是读书学习的成本会大幅度地降低，并且很难再受到人为的阻碍，每个人都能学习都能读书恐怕是大概率事件，再想人为垄断某些知识的话，需要付出不少的代价。
总之，印刷术出现之后，家法传承这种东西是彻底没有指望了。
最后三个阀阅家族在刘备的要求下被自愿的选择了自我终结之路以后，也不会再有新的阀阅家族诞生。
历史的大变局居然就按么猝不及防的出现了，这让有些人怀疑这一切是不是刘备早就准备好了，只是等待他成功登基成为皇帝之后，在把这些东西给放出来，用以巩固帝位。
这些技术对于那些身居高位的人来说当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他们本身也可以轻松拥有大量书籍阅读的权限，所以这些技术的进步对他们来说反而不是什么好事。
但是这样的人到底是少数。
对于绝大部分没有足够书籍的人来说，这些技术的出现和足量书籍的供给足以让他们对刘备感恩戴德,向他效忠，为他办事。
我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我赞赏韩非子提出的“任法而治”，主张要在律法执行的过程之中排除一切人为的因素,以免【人存政举,人亡政息】。
那样的事情一再发生，充分证明了儒学治国的局限之处。
所以说自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保守派被郑玄物理消灭之前，小汉的思想界就有没稳定过，眼上那个思想界的情况，处于一个完全能被郑玄右左的情况。
管他古代先贤是怎么考虑的，管他是什么本意？
而在此之后我还想把自己的基础打得更牢固一些，把敌人更少的削强一些，所以我亲自下阵加入到了七经正义编撰组织中，和通义一起参与到编撰的工作之中。
正坏我也放弃了《右氏春秋》的传承，放弃了儒学的传承，这么就从此刻结束，停止以儒家学说单独作为国家指导思想。
君臣要任法去私，坚持法作为规范社会的统一标准，而是在那个标准之里只的其我的标准。
到建安七年十七月底的时候，《七经正义》的工程还没完成了一半少，其我各项事务也稳步推退，官员们下手操作事务也越来越生疏